临海人走出僻远的山岭，在宏大的历史舞台上，以过人的智勇，也曾担当过砥柱中流，力挽狂澜，名留青史的重要角色。王士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

    王士琦父王宗沐，嘉靖二十三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与同官李攀龙、王世贞是诗文朋友，以干练出名，颇有政声。王宗沐旧居叫“十伞巷”，临海人称为“父子四进士”，一门三巡抚的王氏家族，就在此了。王宗沐有四子，士崧、士琦、士昌、士业。除士业为贡生外，其余皆进士，此所谓“四进士”；王宗沐本人和次子士琦、三子士昌都官至都御史兼巡抚，此所谓“三巡抚”。“十伞巷”，位于临海巾山脚下，南起三抚基，北到水门街，一百二三十米的样子，因王家为官有清名，家有百姓所送“万民伞”十把，以此得名。在此单表王士琦，是因为他的事迹不仅最具传奇色彩，历史功绩也是极为突出。

    万历二十年，日本的关白（摄政）丰臣秀吉大举入侵朝鲜。日本十八万大军从釜山登陆，一路势不可挡，陷王京，占平壤，朝鲜八道几尽全没。朝鲜国王向大明天子告急，朝廷震惊。年底，以宋应昌为经略，李如松为东征提督，率部大举援朝，二十一年二月拿下平壤，扭转了朝鲜战局。丰臣秀吉一边假意言和，一边命部队留在釜山，且暗中增兵，待明朝军队撤走，却于二十五年二月，再度举兵十四万卷土重来。这一次明朝派邢玠率兵援朝。到二十六年二月，集结了刘綎所率川军，陈璘所率广军，邓子龙所率浙直军，并原驻的麻贵、董一元两军，开始了与日军的生死决战。

    对于王士琦人们最集中称道，且又有正史记载的事迹，是他在入朝之初，驻节全州，刘綎军进攻失利，军心动摇；在危机关头，他挽狂波澜于既倒。《明史·刘綎传》称：“监军参政王士琦怒，缚其中军，綎惧，力战破之”。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战局，这才有以后克粟林，曳桥的胜利。

    临海博物馆丁伋先生，著有《王士琦抗倭援朝功绩考述》一文，又有一份据《章安王氏宗谱》整理出来的王士琦抗倭援朝史料。这使我们可以对王士琦有比较详细的了解。王士琦不仅有勇有谋，文才武略，实乃慷慨悲壮之士，他在军中和朝鲜军民的心目中，威望远在刘綎、陈璘二将之上。虽然如此，他却不肯居功，这一点从他在国内并不著称，而在朝鲜则享誉隆重的情况，也可以反映出来。当然，封建时代，李广难封之类，并不少见。

    渡鸭绿江援朝时，王士琦击楫啸歌，誓捐七尺，实有当年祖逖的英风。渡江那一天，风平浪静，晴空万里，同行的人都觉得是个好兆，倭寇可平。从全州向南原进发后，忽有朝鲜军飞骑报信，告知泗州方面作战失利。泗州与南原离得很近，朝鲜居民得知泗州败绩，争相逃匿，使南原成了一座空城。王士琦的随行们哭着劝他退守全州。在这种时刻王士琦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军士气。他神气镇定，态度坚定地说：日寇能到南原，就不能到全州吗？两军对垒，作为监军的先走了，军队还能有斗志和战胜的勇气吗？今天只以死报国，谁再有异议，立斩。当晚传令，第二天早上大张旗鼓，向南原挺进，朝鲜居民见到这阵势，又纷纷回到了南原，军心稳定，斗志昂扬。

    粟林之战，和海上制敌，表现了王士琦的足智多谋，粟林的地形易守难攻，外围有丘陵山冈，粟林则丛菁蔽日，我军稍有行动就被躲在暗处的日寇发现。王士琦以诱敌之法，调出了敌军，然后焚粟林，夺曳桥，直逼日军老巢 ，使之溃不成军。

    援朝决定性的胜利是在朝鲜南海上与日军的决战。我军水陆攻敌，王士琦以为强攻之下，日寇有可能困兽犹斗，定计令水兵撤出一面，敌援师果然突入，有战船千艘；士琦命用火攻，日军几至被全歼，这次海上大战的场面，不下当年赤壁鏖兵。战役中明军老将年逾七十的邓子龙，朝鲜杰出将领李舜臣战死。

    在班师回朝之际，发生了许多感人的情景，据《章安王氏宗谱》所记：“士女老幼争以壶浆劳师，欢呼加额，引裾随行”。“问候之使，接踵于途，复恭走数十里，迎宴江浒，称觞献颂。”“先生既奏肤功，召还振旅，仆夫在路矣，属国君臣把袂而趑趄，士庶卧辕而流涕，若有不容一日舍先生去者”。
 
   朝鲜朝野出于对王士琦的景仰，要为他“勒金石而垂丹青，在全州立《去思碑》作为纪念。”

    王士琦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，功不可没；而这种作用和功绩却未被载入史册，被更多的人所重视。其人已逝，往事如烟，然而在他的家乡临海，人们依然在怀念和纪念着他，朝鲜人民也并没有忘记他的功德，据说1953年金日成首相访华时，提到过王士琦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韩国代表团访华时，也对王士琦援朝抗倭的事迹交口称赞，表达了敬仰之情。